2024年9月26日，著名汉学家、翻译家、美国波莫纳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荣休教授白亞仁（Allan H. Barr）先生应邀莅临我校，为师生们带来“‘Wild Grass’还是‘Weeds’？——漫谈特纳的《野草》英译本”的精彩讲座。讲座由我校副校长、博士生导师胡安江教授主持。

白亞仁教授讲座现场

本次讲座围绕鲁迅散文诗集《野草》杨宪益、戴乃迭译本、郑爱玲译本和马特·特纳 （Matt Turner）译本的比较研究展开，白教授以原作书名“野草”二字的翻译为核心例证，结合其他的文内翻译实例，通过翔实的文献考据和严谨的知识考古，分析了特纳译本的风格特点和翻译选择。讲座伊始，白教授指出鲁迅创作《野草》始于1924年，百年后的今天回看该作的翻译史恰当其时。同时，白教授点出了复译者面临的两大挑战——首先，复译者需要了解已有译本，这可能使得复译者在自己的翻译过程中受到既有译本的无形影响，此外，复译本在翻译质量上可能难以突破前译佳作。

接着，白教授简要梳理了鲁迅作品的英译史。收录作品较全的鲁迅小说英译本主要包括杨戴译本、威廉·莱尔（William A. Lyell）译本和蓝诗玲（Julia Lovell）译本；杂文英译本主要有杨戴译本和美国学者郑爱玲（Eileen J. Cheng）、邓腾克（Kirk A.Denton）汇编的选译本。郑爱玲和邓腾克认为杨、戴夫妇的译本对普通读者的吸引力相对不足，且其中一些译文表达不自然，存在改动和删减，因此他们复译了鲁迅的杂文作品，以向专业人士和更多的普通读者提供表达清晰、内容准确的新译本。就此白教授结合翻译实例指出，杨宪益、戴乃迭译本中存在的省略和改动，并没有影响译文对原文核心意思的表达，而他们采取如上翻译方法，或是因为杨氏夫妇离鲁迅生活的年代更近，并没有将鲁迅作品神圣化而进行逐字逐句的翻译。郑爱玲和邓腾克的新译本以忠实于原文为原则，追求对原文意义的完整表达，尽量不在翻译中对原文作改动，这在客观上影响了译本的可读性，与预设的吸引更多读者这一翻译目标显得不甚协调。

在比较鲁迅杂文作品的英译情况后，白教授聚焦鲁迅《野草》英译本的书名翻译作了精彩分析。在《野草》三个英译本中，：杨、戴夫妇译本和郑爱玲译本将书名“野草”翻译为“Wild Grass”，特纳译本将书名翻译为“Weeds”。白教授援引特纳新译本中安敏轩（Nick Admussen）所作《前言》和特纳自作译者《序》，指出：特纳译本是更强调原作开放性的试验性作品，特纳旨在通过再现原文中独特、激烈的语言与思想，进而呈现更令人兴奋的译文。在介绍特纳译本基本情况的基础上，白教授分享了其他学者对“野草”译法的观点，并给出了自己的分析。白教授首先指出，鲁迅《野草》的创作时间长，作者的创作心境前后可能有所变化，这使得《野草》中收录的不同篇章风格各异，整部作品没有一成不变、支配性的内涵。接着，白教授点明，对书名“野草”如何翻译的考察，宜将其放置于中国文学传统中加以审视。白教授列举了“野草”在中国古代典籍、古典诗词、现当代文学中的出现情况和表达意象，而这些意象往往表达的是正面、积极的含义，比如在中国古典诗词中“野草”常与“花”同时出现，表达低调的美好、美丽。而“Weeds”一般指阻碍其他植物生长的杂草，有负面意义，因此在译词的情感意义上，将书名“野草”翻译为“Wild Grass”比翻译为“Weeds”更为合适。最后，白教授援引了鲁迅胞弟周作人1937年所作《野草的俗名》一文中列举的野草品类，展示了这些品类的对应图片，进一步说明“野草”所涵盖的范畴并不仅限于杂草。

在讲座的最后，白教授分享了自己对《野草》中部分内容的翻译，并就ChatGPT等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译者、自身在翻译余华作品时所秉持的翻译观、译文评价标准、翻译时的读者考虑等问题与到会师生进行互动交流，并热情解答了与会者的提问。胡安江对本次讲座做了精彩总结，指出白教授的讲座为到会师生展示了生动的译文比较研究示范，带给了到会师生多方面收获，特别是其不做主观预设、立足第一手文献、追求文史互证的治学态度，值得每位研究者学习借鉴。

讲座结束之际，会场内举行了聘任白亞仁教授为四川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的仪式，胡安江代表学校向白亞仁教授颁发了聘任证书。所有到场师生合影留念，本次讲座和聘任仪式圆满结束。

胡安江为白亞仁教授颁发聘书

师生合影

文/图 毛文俊 白中